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古埃及文明孕育了古埃及医学。古埃及医学知识主要成书于公元前的埃伯斯（Papyrus Ebers）和史密斯（Edwin Smith）几部莎纸草医书，内容涉及人体结构、疾病诊断与治疗等多方面内容。从医书可以得知，除了为大众所熟知的精神治疗和草药，古埃及人也形成了拔罐、推拿和按摩等与中医学相似的疗法，对食疗的应用也很广泛。

在科技部国际培训项目“中医药临床实践与研究进展高级研讨项目”的研究中，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赵静教授与埃及医生对中医药在埃及的发展历程与现状进行了探讨，并针对现存困境提出相关建议，希望两大传统医学未来能够通过更多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共同推动传统医学与结合医学的应用与推广。

埃及肥胖及相关慢性病患者持续增长，针灸等中医药疗法受欢迎

针灸作为中医药的主要形式，于20世纪70年代传入埃及。从1972年，埃及成立第一家“针灸中心”，针灸因其方法独特、疗效较好，引起当地民众的关注。1975年，埃及政府以文件形式，对中国针灸的应用予以肯定。1976年，埃及针灸学会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陆续派出针灸医生前往埃及执行教学与临床医疗任务，这些医生诊疗的患者不仅有普通百姓，还有埃及政府要员，他们为针灸等中医药疗法在埃及的传播与推广作出了贡献。

由于埃及的肥胖人口较多，因此，针灸和中草药主要被用于减肥。其中，耳穴贴压法这种简便易行，经济有效的方法被广泛用于减肥治疗中，成为埃及运用最广泛、接受度最高的针灸疗法之一。

赵静介绍，中医学与埃及传统医学也有不少“巧合”之处。拔罐疗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马王堆汉墓的《五十二病方》中即有记载，在埃及著名的埃伯斯古医书中也有将热罐置于皮肤表面以促进血液循环的记载；并且，两国传统医学都很注重草药的使用与疗效总结，在埃伯斯医书中，记载了700余种草药处方，这些都是传统医学的重要遗产。

近年来，两国传统医学及中医药的交流不断增多。200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代表团访问了埃及，就针灸、中医药合作事宜进行了商谈；2008年，山东中医药大学应邀到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进行访问，并建立了在埃的首个中医中心；2017年，“第三届中非中医药国际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埃及开罗召开，就中医药在埃及以及周边国家的现状和未来、医药进口的相关政策法规等，进行了学术和商业探讨；2019年，“中医与功能医学国际会议”在埃及开罗召开，旨在推进中医药在埃及的发展，并将其结合融入埃及的医疗体系中，上海交通大学也计划在埃及开办中国大学，并建立埃及中医院对在埃医生进行专业化培训。同年，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派遣访团到北京，并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签署研究生培养合作协议。

中医药及埃传统医学使用仍然有限，两国传统医学可携手再放光芒

虽然中医药在埃及有了一定发展，但仍存在一定限制。以针灸为例，埃及政府以往对于针灸采取不评说、不提倡、不限制的态度，因此针灸治疗一直未能纳入该国卫生保健体系。政府和保险公司不为患者承担针灸诊疗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针灸在埃及的大范围推广。同时，针灸教育及监管也应引起关注。

目前，埃及针灸门诊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国家医院的针灸门诊，主要由中国医生提供医疗服务，另外还承担埃及针灸医学生的带教任务；二是埃及本地人的针灸门诊，这些执业者一部分接受了在埃中国医生的培训，一部分是从中国留学归国，还有少数是私授班结业者；三是在埃及开罗及其他城市陆续有中国人在当地医院、私人诊所开诊或直接开设针灸门诊。

近年来，随着针灸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埃及民众希望了解并得到针灸治疗。因此，埃及针灸从业人员逐渐增多，但他们中大部分人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中医教育，多是在经过短期培训后即开始行医，使得疗效和安全性都没有保障。同样，由于针灸操作相对灵活、简便，针灸诊疗无须较大场地及过多仪器设备，因此很多诊所开设在小区或居民集中之处，导致卫生防疫等部门很难确切了解诊所数量及具体情况，卫生部门的监管审批要求也被束之高阁，无法形成有效监管，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针灸在埃及的整体发展水平。

埃及目前尚未有正规的中医教育体系。埃及人学习中医及针灸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中国专家在埃开展的中医教学，由于外派中医专家人数有限，且多在公立医院，因此只有少部分医生有机会跟随学习；二是到中国进行长期或短期的学习培训，由于中埃两国相距较远，加之饮食、文化及费用因素，这部分人员也不多；三是到邻近国家及在本地进行学习，埃及比邻欧洲，因此一些人选择到欧州国家进行中医学习，并在学习结束后返回埃及行医或办班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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