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7年出生于浙北吴兴（今湖州），原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中医药房担任组长，1992年退休。我生父为浙江吴兴夏氏，在我幼年时，他得了伤寒症不幸离世。生母诸礼瑛（1905—1986）也是浙北吴兴人，与祖籍湖州菱湖的徐森老可谓同乡，抗战期间他们彼此相识。徐森老相当欣赏我母亲美丽善良、落落大方而又勤劳聪慧；而我母亲则十分敬佩徐森老的才情学识与道德文章，信赖他是一位可以托付终身的谦谦君子。就这样，在抗战烽火正炽的陪都重庆，他们结合为彼此情投意合的患难夫妇，我母亲是徐森老后半生的夫人与终身伴侣。我和同胞哥哥夏玉琛（1925—2005，长期在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从事古书画研究工作）就这样成为徐森老的继子女。

徐森老跟原配王氏（1881—？）养育的儿子徐伯郊（1910—2002）与女儿徐文绮（1913—2003，她是徐森老弟弟鹿君的亲生女，从小过继给森老作女儿），都比我们大许多，因而很早在外独立生活。徐伯郊是长期侨居香港的著名文物鉴藏家，受徐森老委派里应外合替国家抢救回归好多国宝级文物；徐文绮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后在上海海关工作。和我们一起生活的，还有徐森老与我母亲生育的、我同母异父弟弟徐文堪。

我作为徐森老继女时年龄还小，印象中他每天要看好多好多的书，边看还拿红笔做笔记，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空闲时间。但即便如此，每天早上，他总是第一个起床，洗把脸（洗脸水都相当节省）就亲自外出买豆浆、大饼、油条，回来才叫孩子们起床。像他这样一位大学者，如此克勤克俭，今天回想起来，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也真是太为难他了呀！

徐森老尽管是浙江湖州人，但因为最初在北方就学、工作，在北京住了好多年，所以回上海都不讲上海话，而是说国语。在他影响之下，我也习惯讲普通话。他的兄弟都是在银行系统工作或经商的，唯独他是个读书文化人。抗战时期他不愿跟日本人合作，因此家庭生活根本没有经济来源，生活过得很清苦。多亏他兄弟、朋友接济，我们家五口人才勉强生活。

徐森老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化人。抗战胜利后，国家请他代为保护日本侵华期间遗存上海的图书，就存放在虹口多伦路202弄1号。那是一处面积一千多平方米的两层藏书楼，楼上全是书架，平时通风、防虫、防霉等工作，徐森老就安排他最信任的、我哥哥夏玉琛去管理。2号通向里面也是一间藏书室，同样安放了大量藏书，也是夏玉琛去打理的。这两处藏书地，在完成图书移交手续后就由徐森老上交国家，今天成为“左联”纪念馆所在地。离开多伦路后，徐森老就住到长子徐伯郊在淮海路南光中学隔壁的房子里去了。

解放前夕徐森老坚决不去台湾。那时胡适先生已替他订好三张飞机票要他同去台湾共事，他回答说自己身体不好，年纪也大了，到台湾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就婉言谢绝了国民党当局，留在大陆，坚决跟共产党走。因为他看到了国家的光明前途，想留下来替国家保管好文物图书，从而不顾老迈，把这些国宝从天平路文管会搬迁到人民公园西边跑马厅上海博物馆最初馆址，这期间日夜工作，常常忘却休息甚至吃饭。是我母亲让他工作上没有后顾之忧，默默无闻照顾他的衣食起居。

生活中的徐森老是一位很普通的慈祥长者，从不对我们孩子发脾气，而是平等待人，和蔼可亲，耐心教导。他生活简朴得近乎苛刻，不仅衣着朴素，总是布鞋加蓝布大褂，也教诲我们孩子“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所以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养成把饭碗中米粒吃干净而不浪费的好习惯。他上班最初也不坐公家安排的小车，而是乘26路电车到“大世界”，然后步行去跑马厅的上海博物馆办公，不管刮风下雨，来回都坚持如此。

晚年的徐森老身体不好，经常住院。我成家后住静安寺附近，包括“文革”初期他住华东医院，我都曾去探望。“文革”高潮期间，红卫兵“大字报”贴到医院病房门口墙上。那时他已不能起床了，他叫着我小名“毛毛”，问我墙上贴了什么东西？我难过地回答，那些都是些骂你的坏话。他笑笑说：无所谓了！在他心目中只要把文物图书保护好就行了，对自己的安危冷暖乃至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因此，“文革”期间他还挺乐观的。有一次，我探访时他问我：你是学中医中药的，我身患糖尿病，有什么中药可以帮我治好？令我悔恨的是，由于“文革”中的各种运动，使我不敢与他过分亲近，所以也没能答复他老人家的这点要求，至今回想，心里还是很内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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