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孕育出许多灿烂的传统文化，文学和医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与人们生活休戚相关的古代医学，是许多文学作品的表现对象，疾病的诊疗、中药的神奇功效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印记。文人通医，创作出一些与医药相关的文学作品，也是中医药普及和传播的重要方式。“自古文医不分家”，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文学和医学相互交融不可分割，这也对后世文学和医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不妨从文学、医学交融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追根溯源，回顾其自先秦两汉时期开始萌芽，后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

先秦两汉时期，还处于文学未完全自觉期，各类文体也还未完全成熟独立，但已经具备了后世文体的雏形，所以可以用后世文体的名称。先秦时期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文学具有开创性、综合性、实用性等特点。《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305首诗歌，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这一主要流派，影响深远。《楚辞》开创了浪漫主义诗歌的流派。《史传》散文故事情节曲折动人，也不乏哲理思辨。诸子散文采用了多种文学手法，如寓言、比喻、夸张等，饱含哲理，引人思考，传为经典。秦汉文学与先秦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就诗歌而言，《诗经》四言躯壳僵化，楚辞的形式转化为赋，汉代乐府民歌以一种新的姿态、新的活力，显示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并酝酿出中国诗歌经久不衰的五七言体[1]。这些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涉及医药的内容，笔者主要以《诗经》《楚辞》以及汉赋中的涉医作品为例。

《诗经》中记载了40多种疾病名称。《楚辞》中也有疾病记载，比如《九章·惜诵》中写道“反离群而赘肬”，这里的“赘肬”就是一种皮肤病，受病毒的影响，皮肤上呈现出跟正常的皮肤颜色不同的或是黄褐色的突起，表面粗糙而干燥，不疼不痒，多长在面部、头部或手背等处。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词典《广雅》中也有记载：“肬，肿也。”此外，《诗经》《楚辞》和汉赋中对于本草的描写也是一大特色。据李经纬《中国医学通史》统计，《诗经》中记载的可入药使用的动物、植物、矿物有300种。如《溱洧》中有“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采苓》有“采苓采苓，首阳之巅”；《聊椒》有“椒聊之实，蕃衍盈升”。这里的芍药、茯苓、花椒均具有药用价值。虽然《诗经》是文学作品，不会单独描写本草的形态、药性、治疗效果等，但其采用了一些比兴的手法，用本草的某些特性表现作者的情感。例如，《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后世称荇菜为凫葵。《新修本草》记：“凫葵，味甘，冷，无毒。主消渴，去热淋，利小便。生水中，即荇菜也。”这里用荇菜参差、摇摆比喻淑女婀娜多姿。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离骚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2]。这里就指出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里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这些本草被赋予了比喻的意义。如香草“芷”，常称白芷，有祛风湿、活血排脓、生肌止痛的疗效，并且还有一定美白的美容效果，在《楚辞》中多有提及，如“邕江离与辟芷兮”“兰芷变而不芳兮”等。到汉代，赋这种文学形式兴盛，铺陈写物，辞藻华丽，其中也有一些记录本草的作品，如曹植、王粲等人所作的《砗磲碗赋》。《海药本草》中记载砗磲“主安神，解诸毒药及虫螫。以玳瑁一片，车渠等同，以人乳磨服”[3]。曹植、曹丕还作有《迷迭香赋》，这里的迷迭香也是味本草，具有镇静安神、醒脑作用，对消化不良和胃痛均有一定疗效。由此看得出，先秦两汉时期文学与医学交融处于萌芽阶段，诗、文、赋、散文等文体都有涉及医学的内容，并且本草的比例较大，其所蕴含的比兴意义对于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古典文学进入了全盛时期。这一时期，词这种形式开始兴起，当时称为曲、曲子、曲子词，中唐以后文人创作增多。唐代也是继先秦两汉之后散文创作的高峰期。唐传奇开始运用虚构想象的艺术手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标志。特别是唐代诗歌，是中国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光《全唐诗》就收录唐代诗人2539人的诗作首，数量众多，风格各异，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高峰。同时，医药学也在发展，在医经、本草、针灸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同时，文人通医的现象十分普遍，他们创作出大量与医药相关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既丰富了医学的文化内涵，又促进了医学的传播和普及。《中国文化史》有段论述，“唐人学艺之精者，自诗文书画外，复有二事：曰音乐，曰医药”，可见唐代医药学之盛。以唐代涉医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药名诗为例，这一诗歌形式发源于南朝，在唐朝得到发展，至宋代达到繁荣，将一种或者多种药物名称嵌入诗中是其特点。药名诗以药为主、诗为辅，是中药和诗歌相结合的产物，有一定的娱乐性和游戏性。药名诗既展现了唐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文人的雅趣，也反映出药学的发展和普及。许多中药名词汇丰富，有双关、会意、谐音等特点，也成为诗人创作的素材。如中唐诗人张籍《答鄱阳客药名诗》写到：“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诗向松桂，心中万事喜君知。”该诗表达了诗人与友人的深厚情谊，其中药名地黄、半夏、栀（知）子、桂心、使君子（喜君知）嵌入诗中[4]。晚唐时期诗人陆龟蒙、皮日休更是掀起了药名诗创作的高潮。唐代许多文人还有种药、采药、制药的习惯，人们为了让疾病得到快速治疗，自古以来就有自种草药并且自采、炮制的习惯，一些种药诗、采药诗、制药诗就应运而生。例如，韦应物《种药》：“好读神农书，多识药草名。持缣购山客，移莳罗众英。”杜甫久病成医，自种草药来医治自己的疾病，他在《远游》一诗中就曾写道：“种药扶衰病，吟诗解叹嗟。”孟浩然《白云先生王迥见访》：“居闲好芝术，采药来城市。”杜甫《秦州杂诗》中也写道：“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这些种药、采药诗反映出药物的生长环境，也能体现出诗人与自然的亲近。有些诗人还在自家开辟药铺，种药躬耕，这也与文人兼济天下的道德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制药诗更能体现诗人尽力寻找与自然沟通途径，制药的过程充满了乐趣，意境恬淡优美。例如，钱起《月下洗药》：“汲井向新月，分流入众芳。湿花低桂影，翻叶静泉光。”王建《戏酬卢秘书》：“芸香阁里人，采摘御园春。取此和仙药，犹治老病身。”涉医文学在唐代的兴起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医药学在理论体系、临床实验上有长足的进步，文学也空前繁荣，各种体裁、风格都大放异彩；二是文人在“上医治国，治人犹如治国”理论的影响下，认为好的医者，不仅能治病救人，也能以医理来论国事，治国与治人相通。所以许多文人兼通医药，“济世救人”中饱含他们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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